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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汉服、尊孔 - 秋风,争议中的儒者

来源: 人民网

摘要:秋风,最早被大家所熟知,是作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和“自由主义”学派学者。眼下中国,从秋风身上,我们依稀能看到,“复兴儒学”这个梦不只是学术思想的复兴,更代表一种姿态——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民族自信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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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秋风,原名姚中秋,1966年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山长。著有《重新发现儒家》等书,译有《哈耶克传》,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秋风,最早被大家所熟知,是作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和“自由主义”学派学者。然而,人到中年的他,却冷不丁一个急转弯,收起如刀之笔,从研究自由主义、市场、法治等问题,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践行儒学。

旁人难以理解,甚至认为他分裂、逆行,而他自己则觉得是随心而行,就像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自己蓄须的情形:“某一天我突然觉得应该留胡子,然后就不再刮了,现在它长成了这样。”

秋风花白的胡须密密丛丛,与头上的银发似乎在互相呼应,身上则穿着深色汉服。他称自己的汉服是“改良版”,而他的新儒学,在其看来,也是传统儒学的改良版——顺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国情民意。

以前对西学仰视,现在俯视

秋风说自己天生就有点儒家入世者的情怀,“从高中时候起,除了读书,我就始终在关注社会的好坏变化,也想做些事情。”

他出生于陕西农村,1984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青年时期我很激进,当时大学里的气氛就是反中国文化、反传统。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我看了很多西方思想家如萨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的书。”

1988年,秋风考上本系研究生。可体检时发现得了肝脏疾病,只得休学一年,回老家养病,“当时病得很重,开始思考生死的大问题,想弄清生命究竟是什么,因为你会看到病房的病友相继去世,不知道自己能否侥幸逃离死亡的阴影。所以那时候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看一些道家、佛家的经书和古代文化典籍。”

返校读研后,他选择研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思想,硕士论文的题目就是《钱穆历史文化思想评述》。

大学毕业后,秋风先在机关工作,辗转一番后落脚于一家报纸当夜班编辑。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也让他有了更多时间阅读和研究。那几年,他系统地读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和奥地利学派(以奥地利人门格尔为代表的学派)的论著,译介了当代著名学者哈耶克等人的著作。“这段时间其实是我学术很重要的积累阶段,大概持续了10年。”

与此同时,秋风将所学到的西方理论都用在讨论国内问题上,“给报刊写专栏,谈经济、政治、社会的问题。”他的时评以自由主义、市场、法治等为关键词,成为当时许多青年关于民主、法治的启蒙。

然而,秋风逐渐发现,通过西学找不到“道”,现实问题只是让他越来越困惑。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讲出了自己的“中国故事”,但也陷入了某种困境:政治领域的变革没有展开,本已发生一定变革的经济体制甚至出现了某些倒退,强拆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他在文章中总结:“过去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思想一直是反对的。到了现在,这种反对已面临失灵。或者说,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根本就不能抓住问题的焦点,甚至完全没有能力回应中国问题。”

秋风心中潜藏的传统文化开始显现,这一次,他直接溯源到了儒学。

对于这一看似陡变的心路历程,秋风解释说:“我一直跟人说,自己并不是转了个身,而只是换了一下位置,也可以说,我把自己提升了一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西学,以前对西学是仰视,现在是俯视它。”

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

秋风一向高产,转向儒学后著述更勤奋。只2014年,他就已出版《问道:为儒家鼓与呼》等3部著作。目前正在写的一本书,名字初步定为《仁政大纲》,显然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大抱负。此外,相比一些学者藏身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秋风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积极介入到社会的各项事务。

这些天,他在微博、讲坛等各个场合呼吁取消社会抚养费,并建议终止计划生育政策。而此前提倡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写信给安徽省委第二巡视组、举报安庆殡葬改革引起老人自杀,等等,都是秋风对社会的“介入”之举。

然而,他对自己被称为“大陆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却颇不以为然。“一般都是儒学圈外的人会这样说。我自己很少说‘新儒学’这个词,更不会说自己是‘新儒学’。我们就是儒者,是读四书五经、读历代儒者著述,然后体会儒家义理,去践行它的人,仅此而已。”在秋风眼中,儒者和儒学研究者隔着的那条鸿沟,其实也就只有两字——“践行”。“我当然也搞研究,因为儒者一定是‘博学于文’的人。儒家有一套义理系统,我们必须通过研究它,包括研究历史、社会、民情等才能把握它。但你是以局内人还是局外人的心态来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儒家在历史上向来讲求‘知行合一’,知的目的是为了行,然后又在行中‘致知’。”

秋风认为,当今儒学,如果非要称之为“新儒学”,并非它比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更先进、现代,“我跟朱子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处在不同的空间、时间,所以我们的观念也不一样。我很自然地会站在这样一个具体处境和情景中去思考所谓的‘道’。”

而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一条路,走到汉朝的时候,周围是一番风景,然后有一番作为;走到宋朝,我们又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产生新的思想和政策;到近现代,我们又会有一套新做法,但不管怎样,你都在这条路上。它不像一些宗教,有很严格的戒律戒条,丝毫不能变动。对儒家来说,这个限制根本不存在,它有一组核心的命题:仁义。其它都是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时俱进。”他始终坚持一点:“归根到底,我们的思考是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我们所要建立的制度是为中国人的,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观念,不能只是简单移植,必须要去化用它。”

秋风把儒家界定为“文教”:“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自儒家诞生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态就是‘一个文教,多个宗教’。”这里的文教,指的是儒家的教化。“儒家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种普遍的共同价值。”

生活方式的回归

为“复兴儒家事业”,秋风等人在2012年创立“弘道书院”。这个组织如今已经成为秋风弘扬新儒学的基地,会定期举办修身营、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矫枉常常容易过正。秋风的快速转变,也让他在一些问题上,好似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小区楼前头弄一个罗马式的裸体女性雕塑,它就会起到伤风败俗的作用。我们不能说罗马人不对,因为观念不一样,在我们这里,男孩、女孩就是应该有个界限。”“我老说中国的房地产且增长呢,因为等中国人的文化意识觉醒以后,房子全得扒了重建。现在我们抬头看这些高楼大厦,你觉得这是中国吗,坐在这里和坐在南美、北美、欧洲有什么区别?”

这些观点看似“奇葩”,但秋风有自己的想法。“中国文化复兴对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的回归,它能塑造人的品性。比如你生活在乌镇那样的建筑格局中,自然会有一种中国式的思考和为人处事。乡村到处都有‘孝悌亭’,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人。而我们现在生活在水泥森林似的城市空间中,人一定会焦躁不安,人和人之间一定充满不信任感,甚至有敌意。”

生活方式的回归,在他看来,还包括穿汉服,留胡须。“这就是中国的衣冠之美,穿有中国风的服装,我觉得舒服,能够把自己的心态表达出来”,他笑着告诉记者,“我经常穿这个衣服出去,回头率很高的。”

在秋风任教的大学,每次正式讲课之前,他都先要恭敬地对墙上的孔子像行礼。之前,他还曾带着数十个学生去山东曲阜的孔庙行了跪拜大礼,这也曾在网上引起了一番激辩。

有了一个方向

对秋风“复兴儒家事业”的质疑,集中在把2000多年前的东西搬回来,能否解决当下这已经全然不同的社会问题。

2011年,秋风与历史学家袁伟时等学者有过一场著名的论争。当时,秋风提出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至少存在3种共治:士人与皇权共治、社会与政府共治、德治与刑治并存。袁伟时公开发文批判。

2014年11月8日,在一个学术论坛上,主持人提出:“儒家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业吗?”秋风作为首位发言嘉宾回答说,儒家不仅有能力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而且是全面解决方案的唯一提供者。在场的另一位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马上回应秋风太独断。

虽然质疑重重,但秋风自己依然对儒家“大行于世”信心满满,他举例说:“2000年前的中国人重视家庭,现在的中国人也是。很多人批判我们的国民性,我觉得这样的批判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他把自己凌驾于国民之上,我认为这是最愚昧的。中国近代以来的绝大多数灾难都源起于这样的观念。20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变了、道没了,所以发生了非常剧烈的摇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精英开始有文化自觉,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儒家之国,要治理它,就必须立足于儒家,以儒家之道作为我们的道,这就有了方向。有了这个方向,以中国人的聪明好学,制度创新一点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