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下）

摘要：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让汉服变得精致美丽的工艺

为工匠三十万，选有艺者十余万户”。

第二、对重要原料的垄断和对工艺加工等种种限制。元代对民间工艺有许多禁条限制，如禁止民间工艺用金，连金线也禁止使用，禁止使用红白闪紫、迎霜合、雄冠紫、柳芳绿、胭脂红等颇色；还不许人民织绣日月龙风、五爪龙、四爪龙等花纹图案。

第三、桑树的大量破坏。《元典章·劝农桑条》记载：“军马营寨飞放围猎，喂养马驼人等纵放头匹，食践田禾，损坏树木，以致农桑堕废。”

第四、元代的各种苛捐杂税和“科派”，使劳动人民生活贫苦，陷入“谁知木棉织成后，儿啼女泣寒无襦”（《花好集》卷二黄浦水）的困境。

在这种残酷剥夺下，人民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家庭手工副业特别是染织工业，还是相当普遍。这可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侧面反映出来（马可波罗系于一二七一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来中国，于一二九五年返意大利）。现摘录有关记述如下：

黄河流域（哈刺木连，蒙古语为黄河）——“河身甚大，缘其地出产丝不少”

太原——“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

华州（哈强）——“织造种种金锦不少。”

西安（金兆）——“野桑树遍布，产丝多，居民以制金锦丝绢。”

成都——“纺织数种丝绢。”

戎州（风古勒）——“用某种树皮织布，甚丽，复季衣之。其地产丝。”

正定（哈寒府）——“饶有丝，以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

兖州（中定府）——“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产丝过度而获利甚巨。”

宝应（属高邮府）——“有丝甚饶，用织金锦丝绢，种类多而且美。”

南京——“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丝绢。”

襄阳——“产丝多，而以制造美丽织物。”

镇江——“产丝多，以织数种金锦丝绢飞。”

太湖（强安）——“织罗甚多，而种类不少广。”

苏州——“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他织物。”

杭州（行在）——“全境产丝甚饶。”

泉州——“泉州缎，波斯人称为刺桐缎①，较行在、汗八里之缎为优，还织造绒。”（①泉州古名刺桐，唐时环泉州城遍植刺桐故名。刺桐，一名海桐，落叶乔木叶圆大似梧桐。）

契丹——“制造金锦，其名日纳石失，毛里新，纳克，并织其他种种绸绢。”

夏州（哈刺善，在榆林西）——“城中制造驼毛毯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

和阗（忽炭）——“产棉甚富。”

从以上的记载看，元代民间的染织工艺生产，地域相当广泛。不论是北方或甫方，许多城市都有染织工艺制作。

元代民营染织工业，在机织与原料生产业分离方面，较宋代更加显著。这时大多数农户多以育蚕缫丝为限，从元代租赋收入由绢帛改为丝料，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民间绢帛的机织皆由所谓“织帛之家”专有了。

在元代，由于东西方交通的空前畅达，扩大丁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中国工艺美术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为元代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当时商业资本的支配者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中亚——阿拉伯、阿富汗、波斯以及意大利等地的“色目人”。这种商业经济对于中国的工商业和农村经济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

①丝织工艺

在元代，我国蚕丝业生产的重心已经移到南方。这时北方还多饲育三眠蚕，而南方已主要是育四眠蚕了。四眠蚕个体肥大，丝质优良。四眠蚕的育成和推广，是我国蚕丝业生产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杭、嘉、湖蚕区这时还将自北方引种来的鲁桑，改良培育成品质更佳的湖桑，并创造出多种桑树嫁接技术，对于旧桑树的复壮，新品种的育成，桑苗繁殖的加快，都有重要的意义。在饲养方法方面，南方也较讲究，工具齐全适用。

元代的制丝技术已是相当提高，《农桑辑要》有关于热釜、冷盆、（车壬）车、打丝头、缫丝等各种制丝方法的具体记载，说明当时的制作工具和制作过程都已非常完备。

元代统治者穷奢极侈的程度是非常惊人的。在“共享富贵”的分赃思想的支配下，对于蒙古贵族和文武大官僚每年都有巨领赏赐。有一次除赏赐大量金银外，赐帛达六万匹。

当时，对外贸易也完全由政府控制，丝绸织物是元代出口的主要商品，每年外销数量也很大。

元代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和对外贸易的需要，对丝织生产极为着力。《马可波罗游记》曾反映当时元代京城（汗八里）那种劳民伤财，大量采运丝品的情况“百物愉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它数种物品。”可以想见当时丝织生产的繁忙。

元代统治者不但强迫无数染织工匠为他们生产美丽的锦绣，而且还俘虏了很多西域的织金绮文工匠为他们织造各种金锦彩缎。当时丝织品中最有特色的是织金锦，用金、银线制作纬线，织出花纹，特别富丽堂皇。四川蜀锦仍很有名，花色很多，有所谓长安竹、雕团、象眼、宜男、宝界地、天下乐、方胜、狮团、八塔晕、铁梗蓑荷等十样锦，大致仍沿袭宋代的遗制。

一般的丝绸品种也很多，如《至顺镇江志》记载，当时镇江出产的丝绸，就有“胸背”和“斜纹”两大类，在色彩上又分枯竹褐、驼褐、枣红、鸦青、明绿、橡子竹褐等多种。

此外如涿州的罗、泉州的缎，也都是很有名的产品。

由于书画的发达，元代还生产一种专供书画用的绢。嘉兴魏塘宓家创制的生绢，细密厚重，称为“宓机绢”，是当时书画家们所喜爱的一种绘画材料。

元代的丝织遗品现存不多。1955年在北京拆除西长安街庆寿寺及其双塔时，曾发现了四片纳石失金锦，上面织出有唐草纹，出土时“金光耀目”。在同地还发现了一片酱色素绸，和酱色地上织有四叶萼图案的织花绸。1963年8月曾在辽宁喀左县大城子元代墓葬中出土丝织品残片达六十多件，有绫罗绢等品种。其中有黄色绫，斜纹地，织有由斜方块组成菱形的图案花纹；蓝色罗，织出胡椒眼纹；黄褐色绢，分扁丝和圆丝两种。都是元代丝织的宝贵材料。

中国丝绸织物加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现在还不能明确肯定。如果把它和同时期大量用金银装饰器物联系起来看。或在战国前后。因为这个时代，正是金银错器反映到种种用器上的时代。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从古代文献及出土丝织物中见到过有关这个时期丝织加金的记载和实物。

就一般情形说，织金法大致至迟在东汉已经使用。《史记》、《汉书》都称西北匈奴胡人不重珠玉，欢喜锦绣。汉代以来，政府每年必赐匈奴酋长许多锦绣。中国向大宛、楼兰诸国换马和玉，也是用锦绣和其它丝织物。这种丝织物中，即有加金织物。《盐铁论》中说中等富人的服饰，即有“罽衣金缕，燕貉代黄”。但所说金缕，也可能指的是大夏、大秦的外来物。

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丝织物加金技术可能来自西方。但是一切生产都必然和原料发生关系。锦缎生产，入汉以来西蜀最盛。金子产子西南，汉代西蜀的金银扣器，在国内首屈一指。因此中国丝织物加金技术，说它创始于西南，还比较符合事实。曹丕《典论》对蜀锦有“金薄蜀薄不佳，鲜卑亦不受”的批评。意思是四川织的金锦和綵锦，送给鲜卑民族也不受欢迎。川蜀是金子的重要产地，搥金箔技术于蜀中得到发展，是极自然的。

六朝到唐末，是丝织加金技术发展的过渡阶段。可能由于佛像中的金襕，影响到贵族妇女的服饰。但金银在丝织物中的地位，始终没有彩绣和织锦重要。到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奢侈之风日盛，一般器物多用金银或金银装饰，丝织加金技术，必然在这个时期得到提高。捻金织也同样得到发展的机会。不过从唐人诗词描述的情况看，用于女子歌衫中的丝织加金有两种方法。一即销金法的泥金银绘画或印花；一即捻金线缕金片的织绣。以泥金银绘画和捻金刺绣比较普遍，织金范围还不大。唐末、五代之际，丝织物加金有了进一步发展，当时诗词中叙述女子服饰用金的极为普遍。

北宋统一之初，颇尚俭朴，大中祥符以后奢靡之风大兴，不仅帝王士大夫之家奢侈豪华，市井之间也以华美相胜。织物大量用金的情形，可以从政府反复颁布的禁令中反映出来。大中祥符八年诏令，关子衣服用金事，名目就有十八种之多。计有：销金、缕金、间金、戗金、圈金、觧（jie）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等。

宋锦加金技术，就目前已拿握的情况看，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古代的金箔法，宋代称为明金。反映到丝织物上和建筑中的彩绘勾金以及现在所见织金妆花缎用金情形大体相同。关于这种金锦的名目、花纹和用途在《大金集礼》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虽然讲的是南宋女真人的官服，却大都是承袭了辽和宋代的旧制。

另一种是捻金锦。如明、清捻金或库金。文献上提到捻金锦的，多在南、北宋之际。《大金吊伐录》记载，靖康围城时，宋政府和金礼物中，有金锦一百五十匹。周必大《亲征录》和《清波杂志》中都记载，南宋使金礼物中有捻金织物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