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下）

摘要：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让汉服变得精致美丽的工艺

百匹。南宋初年，高宗到张浚家，张浚献锦百匹，其中即有捻金锦五十匹。可见这种高贵织物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据《松漠纪闻》载，这种捻金技术，可能是由入居秦川的回鹘（gu）人传入。

虽然宋代织物加金技术已趋成熟，织金、捻金和其他用金方法已达十八种，但加金织物的真正盛行，还是在元代。

元代加金织物，当时称为“纳石失”，也有写作“纳失失”、“纳失思”或“纳克实”的。这可能是波斯语的讹译，当时波斯也盛织一种称为“纳石失”的金锦。从前面所列的染织局看来，元代在弘州和荨（qian）麻林都设有纳失失局，以专门管理这种丝织的生产。弘州即现今的原阳，荨（qian）麻林在现今的万全西北。根据记载，元时曾从外地移入三千三百多户回回工匠，他们擅长织造纳石失的技术。

元代加金织物的兴盛，除了承袭金人的用金风气习惯，和当时蒙古民族的文化水平、装饰爱好、艺术理解等有关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国力扩张，从被征眼的女真、西夏、南宋政府和全国人民手中掠夺了大量黄金；元代又以一种新的经济策略，用大量纸币吸收黄金，因而占有了数量巨大的黄金，成为大量生产金锦的物质基础。元代统治者大量“衣金锦”用金锦，以显示 统治者的华贵和权威。其次是用金锦作为赏赐和制作官服。据《元史·舆服志》记载，元代皇帝每年大庆节日，都要给一万二千大臣颁赐金袍，凡十三次，由此可见所需数量的巨大。另据《元史·舆服志》记载，天子质孙冬服分十一等，用纳石失作衣帽的就有好几种，百官冬服分九等，也有很多用纳石失缝制。

在元代，不仅丝织物加金，毛织物也加金，叫作毛缎子，在真定设局织造。统治者及百官的衣帽用织金，三品以上官吏的帐幕也用织金；当时喇嘛教盛行，喇嘛所用的袈裟、帐幕也无一不为金锦所制。《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当时用织金作军中营帐，连绵数里，其奢侈浪费可以想见。

相传明永乐至正统年间所刊印的《正统藏》的藏经经面和分包经书的绫锦，有一部分是元代遗物。从这批织物

中，可以了解在织造技法和纹饰方面，多是沿袭了南宋制度，较为突出的是大量使用奢华的金线。

这批织物，从种类区分，计有：锦、缎、绫、罗、绸、纱、绢和三、四种麻、毛、棉混织的一时还不能确定名目的纺织品。从用金方法区别，计有部分加金和全部织金。从加金技术区别，计有捻金（搓金线）、印金（泥金印花）和片金（缕金丝织），以及用于少量刺绣上的平金、盘金和蹙金。其中以片金占主要地位。花样则由古代的龟背纹，到唐代的柿蒂樗蒲、独窠、连窠，宋代的云凤、舞鹤、散搭花、生色花（写生花）。花纹色彩，富丽而繁多。有一种单纯用金银丝缕加绿蓝织成的条子式闪光锦，宋人称之为金条纱，其华丽色彩效果，是后来丝织物中少见的。

元代加金丝织实物，故宫博物院有藏品数种，此外，各地亦有不少出土。除前面提到的北京庆寿寺发现的四片金锦外，1970年，新疆盐湖古墓也出土了元代片金织金锦，单经直径为0.15毫米，单纬直径为0.5毫米，经密52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拈金织金锦，经密65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说明元代用金银丝织造“纳石失”（织金锦）相当发达。

另外，在日本还保存有“大鸡头金襕”、“花兔金襕”、“团龙金襕”等元代产品。西亚也藏有元代织出阿拉伯文字的鹦鹉金襕。西藏萨加所藏元绣，和日本京都博物馆所藏的杨柳观音，也都是用大量金线织绣出来的。

《元典章》五十八，关于使用“纳石失”的记载很详细，在织造纳石失条例中，有许多文件反复提到应如何作，不许如何作，严禁偷工减料等等，也可反映当时加金丝织物生产数量之大。

8、明代的染织工艺（公元1368—1644年）

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瓦解了元朝的统治。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皇帝，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建立了明朝封建政权。同年，明朝的军队攻占大都，元朝统治结束。

明太祖鉴于元末农民战争对地主阶级的有力打击，为了保持明朝的“长治久安”和恢复生产，他下令，承认农民己经开垦的荒地归农民所有，免除三年的摇役和斌税，大兴屯田，兴修水利；推广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下令凡民有地五亩至十亩的，必须种桑、麻、木棉（草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如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及棉布各一匹。

由于明初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朝中期，农业生产已超过前代的水平。

农业生产的提高，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元末农民战争，许多匠户重新获得了自由，手工业者的地位有了改善，生产积极性也有了提高。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明朝中期，冶铁、制瓷、纺织等工业也都超过了前代水平。

为了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影响，宣扬国威，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那时候，“西洋”是指现在的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年）起率舰队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他的船队经过我国的南海诸岛，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伊朗和阿拉伯等许多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

郑和的远航扩大了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加了我国人民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它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航行印度和哥伦布航行美洲都早半个多世纪。

郑和远航以后，我国福建、广东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到南洋去的逐渐增多。他们与当地人民共同劳动，对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印尼的爪畦岛原来没有蚕桑，后来当地人民从中国船工和侨民那里学会了栽桑、养蚕、织绸。据《瀛涯胜览》记载，到了明代，侨居爪哇地区的我国广东人“约有千余家”，当地人民服装已是“下围丝嵌手巾一、二条，再锦绮或紵丝缠于腰”。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国养蚕取丝技术也传播到南亚的“榜葛刺国”（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当地“桑柘（zhe）蚕丝皆有”，但“止（只）会作线缲（缫）丝嵌手巾并绢，不晓成锦”。因此，当时中国的丝绷织物如“色绢”、“色段（缎）”等，仍然运销到南亚各国。

明朝中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提高，商品经济也有了发展。棉花、生丝、烟草、瓷器等，大量投入市场，成为交换的商品。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线，出现了三十多座较大的城市。北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广州、宁波，泉州和福州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大批货物从那里远销日本和南洋等地。在明代，我国福建地区还专门生产一种漳绒和漳缎运销日本；同时，云南、四川、广东特产的条纹织物物入日本，得到博多、西阵等地人民的喜爱，并加以仿造。他们把这类织物叫做“广东”，以后由于地方流传而转音，变成了“汉东”，最后就成为“间道”了。丝绸贸易数量日益增长，明朝“万历四十年，输日本白丝（生丝）二十余万斤。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江南一些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稀琉地出现。在丝织业非常发达的苏州，富裕的机户开设手工工场，雇用机工，进行生产。这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明代的染织工艺，由于原材料来源的扩大，和官民竞市的影响，在传统的基础上，有着很大的发展。当时不仅大中小城市出现了很多官营和民营的各种工场、作坊，在广大农村，也有不少地区以染织作为副业生产。因此，不仅产品众多，质量也有提高。特别是丝织工艺更为突出。在织造技术、印染技术、花色品种方面，都有不少创新或显著提高，在我国灿烂的染织工艺史上，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明代的染织工艺，除传统的丝、麻、毛等染织原料仍被广泛应用外，棉花的生产和织造，在这时期已经取得了代替丝、麻的地位，成为人们服饰的主要染织品。

统治者为了便于掌握染织生产和刮取盈利，在中央到地方，设立了许多管理机构。工部所属的有文思院、织染所，内府监局所属的有内织染局、针工局、巾帽局、尚衣监等。

明迁都北京以后，在南京仍然保待了一套与北京相似的染织生产管理机构，不过冠以南京二字，如南京织染所，南京内织染局（简称南局）等。

在这些染织生产部门，生产分工是很细的。染织工计分刻丝匠、挽花匠，染匠、针匠、织匠、腰机匠、挑花匠、织罗匠、捻金匠、洗白匠、双线匠、裁缝匠、绵线匠、网巾匠、边儿匠、绵匠、打线匠、攒丝匠、络丝匠、折配匠、揭俎匠、纺棉花匠、缉麻匠、捻绵匠、络纬匠、包头匠、三梭布匠、结棕匠等等。

这些所或局的组织规模也很大。以南局为例，它就额设织机三百余张，军民人匠三千余人，每十年一题造，共五万匹。又据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工部的报告：“上用袍段达一万六千余套匹，又婚礼段九千六百余套匹。”这种织造数量是相当巨大的。

除中央管理机构外，地方还设有染织生产管理机构。在浙江有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衡州、台州、温州、宁波、湖州、嘉兴；在江西有江西布政司；在福建有福州、泉州；在四川有四川布政司；在